简照南、简玉阶(1870-1923、1875-1957),著名实业家和爱国华侨。
  照南原名耀东,字肇章,照南为其号;玉阶为照南之弟。魁岗黎涌人(今属佛山禅城区)。家境清贫,兄弟读书甚少。照南17岁便到香港谋生,在其叔父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学做生意。由于营商得力,派驻日本收理账款。1893年,18岁的简玉阶也到了日本,在兄长指导下抄写电文和记账工作。1894年,巨隆号因受中日战争影响而歇业。兄弟在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,经营瓷器和布匹批发。随后又在香港开设怡兴泰商号,由简玉阶主持,贩运杂货于日本、香港和暹罗之间。照南则独自经营航运业,创设顺泰轮船公司,租船来往于越南和缅甸之间。后又购置广东丸汽轮一艘,为了向日本政府注册,于1902年入籍日本,取名松本照南。不久,广东丸失事沉没,于是放弃航运业,有志于烟草业的发展。鉴于卷烟是列强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,不忍市场为外烟独占,利益外溢,于是与越南华侨曾星湖等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,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,同兴国货,共挽利权。1905年开业后,招致了英美烟公司的打击,业务一蹶不振,迫得于1908年亏本歇业。但简氏兄弟并不气馁,马上求助于南洋华侨,并由其叔父多方奔走设法,筹得现款十多万元,重振旗鼓,鼎力再起,于1909年再度开业,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,向香港当局注册,照南任总司理,玉阶任副司理。自1911年起,公司由亏损转为盈余。
  辛亥革命后,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,国货畅销,南洋“飞马”牌烟,仅爪哇一地,便月销1000箱。仅三四年间,港沪两厂积累资本即超600万元。1918年3月,改为股份有限公司,改上海厂为总厂,香港厂为分厂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发生,公司因照南是日本籍而被认为日资企业被吊销执照,照南当即宣布脱离日籍,9月恢复中国籍,10月再成立新公司,照南被推为永远总经理,玉阶为协理。改组后,于上海、香港两地共设五厂,同时开办宝兴锡纸厂,并在河南许昌、安徽凤阳、山东潍县及坊子等地设立烟草收购处,新建扩建焙叶场。全国各大城市如汉口、济南、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辽宁、天津、福州、厦门、汕头等地及东南亚各地,几乎都有销售和供销机构,职工从原来的百余人增至万余人。其间,在与英美烟草公司的对立竞争中,战胜了对手的收买、合并和威迫利诱,讲究质美价廉,薄利多销,不断增强与外资的抗争能力。1922年7月,照南与刘晓齐等发起创办上海东亚银行,任该行董事,并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董事。1923年10月28日,简照南在上海病逝。简氏兄弟热心国内和家乡的慈善和教育等公益事业。广东历次风灾和水灾,均认捐粮食赈济,捐款遍及鲁、豫、湘、鄂、秦、陇、苏、浙、滇、黔等省。捐助复旦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武昌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市北公学和资送欧美留学生等。其他创设族学、女学、孤儿教育院、贫民教养院、残废收养院等更不可胜数。而且每举一事,捐输动辄以万元计。照南认为:“金钱者多取为厉,须能聚能散,自社会取之,当为社会用之。”简照南去世后,简玉阶继续经营其兄开创的实业,接任公司总经理,致力于公司的发展并兼上海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、联合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油灯公司董事。1925年,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,烟草公司再度扩大,在汉口、浦东两地分设新厂。1928年12月兼任国民政府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。1929年3月派为行政院赈灾委员会委员。1936年4月,公司财务周转不灵,宋子文官僚资本乘虚而入,取得了企业的半数股权。1937年4月,公司改组,宋子文取得董事长的职位,公司实权落入官僚资本手中,玉阶转任董事和设计委员。抗战期间,公司资产四分五裂,工厂处于日敌军事管制之下,港沪及内地厂务多为官僚资本所操纵,生产陷于窘境,玉阶依然一直关心着公司的发展,在经营上力求革新,使生产的“双喜”、“飞马”、“白金龙”、“红金花”、“大长城”和“大喜”等牌子的卷烟备受顾客的欢迎。抗战胜利后,公司在官僚资本集团的控制下,设备残旧,机构臃肿,流动资金减少,玉阶面对公司有倒闭危险的惨淡局面,还是竭尽全力,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维持到新中国成立。1949年5月,上海解放。是年9月,玉阶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,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。因公司股份资本官私不清,在上海、重庆、汉口和广州等地的分厂,先后实行军事管制。1951年2月,公司实行公私合营,玉阶出任合营后的副董事长,简照南之子简日林被聘为总经理,生产日有起色。玉阶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,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7年10月9日病逝于上海。